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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ATA[书香宅院]]> http://juey.shhack.com/index.php zh-cn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60 <![CDATA[“80后”:在2008经历成长]]> admin <admin@yourname.com> Sat, 03 Jan 2009 11:27:28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60

对于“80后”，2008年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正名”，它让“80后”从一些现在被认为有失偏颇的悲观评价中“挣脱”出来。虽然“挣脱”来得稍显突然——这让主流舆论一开始有些迷惑——不过最终双方都愉快地接受了它。
没有什么比一代人的“突然转变”更令人惊讶了，但说“突然转变”却并不准确，流行的论断是：这些身为父辈的主流公众之前并没有发现“80后”隐藏的特质。或许，“80后”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清晰地认识到。
这对主流舆论来说，难免有些如释重负和惊喜的情绪；而对于“80后”，则是一种陌生但一直期待的社会认同的实现，好比他们在2008年所要求实现的西方世界对当下中国的客观认同一样。
事实上，在这一年的开始，对于“80后”的观感，主流舆论还未有任何改变。“80后”并不是一个严谨的社会学概念，但它却有大众传播的意义。它最早发端于文坛，代表人物是诸如韩寒和春树这样的新锐作家。
2004年2月，《时代》周刊亚洲版将春树、韩寒、满舟和李扬4个中途辍学、性格叛逆的年轻人作为中国“80后”的代表。“他们是自命不凡的一代，”北大社会学系的夏学銮说，“对社会的怀疑和对传统的颠覆使人们觉得这一代很另类。”
此时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对“80后”的广泛批评。按照惯常的理解，“80后”指的是中国在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群，他们是被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和独生子女政策催生的一代。从小就有“小皇帝”的名声，被评价为“以自我为中心”。不过这还算是温和，其它的评价还包括“享乐的一代”、“迷茫的一代”甚至“垮掉的一代”。
在“去政治化”的环境中长大的“80后”，也被认为普遍存在“政治冷漠”。与他们曾经身为“红卫兵”和“知青”的父辈相比，“80后”缺乏对某种政治理想的信仰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他们的表现也符合上述判断。
转折发生在2008年的春夏，在西方媒体歪曲西藏骚乱事实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频生中，“80后”出人意料地集体迸发。这些在接触西方文化中长大的青年，包括众多在西方的留学生们，驳斥西方关于西藏动乱的新闻报道，并积极参与保护奥运火炬传递的活动。人们称这些“80后”们是“四月青年”，这听起来很有些革命浪漫主义的味道。
主流舆论开始谈论“80后”迸发出的“与生俱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与生俱来”这样的词汇多少反映了评价者的迷茫，因为人们无法解释“80后”超出预判的政治热情，那么最简单的逻辑便是这是基因的一部分。
同样迷惑的还有西方媒体，此前在他们的框架中，中国的“80后”是“我一代”，关心个人，对政治毫无兴趣，诸如《文革一代娇宠下一代》或《准备好了，为了自己，开路！》这样的标题比比皆是。而现在，标题变成了《中国的下一代民族主义者——他们富有、有教养，却敌视西方》。

引用

infzm网友：对于80后，有梁启超语足矣：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一些观察家试图寻找解释并将目光投向“80后”的成长背景。他们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成长，并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80后”，没有历史包袱，并对中国成就有着更为坚定的自信，认为理应获得西方的客观承认，“我们是平等的，我和你并无太多不同”。
但西方舆论的固有偏见和新闻报道中的扭曲做法最终激怒了“80后”，他们的愤怒来自于“融入受阻”，娴熟的外语和网络技术使得他们更能了解西方，愤怒也便来得更真切一些。
他们已经决心带给公众持续的震动。5月，汶川地震之后，各地积极献血和募捐的年轻人以及在灾区前线的十余万“80后”志愿者再次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几十万“80后”士兵的表现比当初1998年抗洪时的解放军并不逊色。
中国的公众舆论惊喜不已，一位受人尊重的七十多岁的中科院院士甚至在一次讲演中给台下的“80后”鞠躬。西方媒体很快树立了新的观察框架，说这打破了过去认为中国年轻人是自私的物质主义者的判断，新的标题是《中国享有特权的一代在危机中表现良好》。
关于“80后”的颠覆性评价最终在北京奥运会上几十万“80后”志愿者的微笑中达到顶峰。韩国媒体将他们称为“鸟巢一代”，说他们是“擅长与外国人对话、爱国心强的20多岁年轻人”。
舆论迅速接受了这个概念，泛华人圈的媒体将“80后”的上述转变总结为中国新生代的新面孔：更加自信地代表中国，拥抱世界，并认为这是30年改革开放的沉淀结果。在媒体的描述中，“鸟巢一代”生长在中国繁荣、和平的年代，没有“苦大仇深”的心理，但也不认为“外国月亮都是圆的”，他们也许被某些人视为“崇洋”，但绝不“媚外”。
中国的社会研究者和政治工作者也提醒公众对“80后”要建立新的评价标准。他们说，由于经济市场化和文化世俗化的强大作用力，“鸟巢一代”表现出理性化和人本化的特征，前者表现为“理性爱国”的呼吁，后者则是尊重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这在四川震灾中已经体现。
与此前教导式的爱国主义不同，“80后”的爱国热情是出于“自愿和理性”的考虑，或者说，他们乐意这样做。与中国惯常的“左派”或“右派”不同，他们更务实，习惯于就事论事，针对不同的问题时左时右，或者两派都不赞同。
他们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最少保守思想，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等又让他们接触多元，熟知国际话语方式。“80后”多年来形成的平等、怀疑和充满自我意识的性格，很容易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变成了一种共同意识——这些之前对父母说“你不了解我，你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年轻人，现在对西方说“你们不了解我们，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相对父辈的循规蹈矩，“80后”在想法和行动之间距离更短——“我想这么做”可能使得他们沉迷于网络游戏，但是也能使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往灾区。
日益发达的网络为这种意识的凝结和培育提供了便捷的途径。虽然“80后”一代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有些疏离，但却娴熟于更强大的网络组织方式——比如数百万青年在短时间内利用MSN在自己名字前挂上“LoveChina”的红心和通过论坛迅速集合起来的救灾志愿者队伍，这是“80后”的“集体主义”。
只是历史往往喜忧参半，从“垮掉的一代”到“鸟巢一代”，这群在2008年刚刚被认为举行了“成熟礼”的年轻人，也将经历人生中的第一次经济寒冬。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一代人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的高歌猛进。一些更年轻的“80后”则更麻烦一些，比如2009年即将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
曾被指责为“消费主义”的一代人开始在论坛上讨论在生活上省钱的具体方法，30年“中国奇迹”所造就的乐观主义在这一代人身上依然鲜明，几个“80后”干脆创建了“不景气网”，并约定沪指重返6000点的那天将网站关闭。
只是经济学家说，这个“不景气网”在一两年内恐难关掉。在2008年创造惊喜的“80后”一代，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岁，这一代人出生并成长于中国的飞速向上之中，他们对“与生俱来”的日新月异习以为常。现在，他们所习惯的时代节奏正在减缓，一个不一样的或者未知的时代正等待他们面对。而未来的中国，无论他们是否做好准备，都必将承载在他们的肩头。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9 <![CDATA[支持宋祖德 ]]> admin <admin@yourname.com> Thu, 30 Oct 2008 11:17:38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9 什么总局，去TMD的狗屁
什么明星，草他娘的明星。
都是些二流明星，还在这里装纯洁，简直在做贱！
什么导演，拍了几部电影就是专家了
真龌龊。
那个农业部不是说橘子里面的蛆含高蛋白吗？那也不见他吃啊。
广电总局不是要除掉宋祖德吗？他算什么意思。暗杀？白色恐怖？侵犯人权？封杀言论？还是以权报私？当了官就可以乱搞。到时候他死在青楼里是不是也弄个理由说是在挑选演员呢？
所以我支持宋祖得。

所以我支持宋祖得。

所以我支持宋祖得。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8 <![CDATA[[转载]国庆，我们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 admin <admin@yourname.com> Fri, 03 Oct 2008 01:38:49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8 点击在新窗口中浏览此图片

一年之中，或许再没有一个时间点像国庆这样，能够诱发我们细细打量“国家与国民”该如何各安其分，各尽其责。于是，在本报评论的国庆特刊，我们广邀读者，一起想想“我和我的国家”，一起回答四个问题——我为国家做了什么？国家为我做了什么？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国家”一词，在汉语中至少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指一国占据的领土，强调土地、人民，对应于英文的country；其二是指国家政权，强调政府、国家机器，对应于英文的state。虽然我们开列的四个问题都笼统用了“国家”一词，不过读者大都在回答“我为国家”的两个问题时使用第一种词义，在回答“国家为我 ”的两个问题时使用第二种词义。至于“国家与国民”究竟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无意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事实上，自人类有国家之日起，这种争论就亘古长在，日争日新，无论是国家中心主义还是个人中心主义，无论是国家至上论还是无政府论，乃至形形色色的调和论，都难以全然胜出，因此，我们也无力给出一个标准答案。但是，世界大势仍是清晰可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也认同一种理念，那就是，国家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之本，国民以公民责任感、爱国热忱为为民之本。“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既然出生国度任何人都无从选择，那就让我们一起想明白“我和我的国家”的关系，并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给出自己的行动答案。很多读者说，这是一生中第一次被问到这四个问题。或许，这就是我们提问的意义所在，今后我们还将陆续刊登读者对这些问题的高见。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现代国家的建成，也许就可以从回答类似的问题起步。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一是工资超过个税起征点，充分享受了作为纳税人的光荣，而且越来越光荣；二是晚婚晚育——虽然想早婚早育，但已经晚了。

◆丁学良（香港，教授）
    改革初期，我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地鼓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1970年代末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
    作为读书人，在海外这么多年，做得最多的：一是学习研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继续提供必要的信息与知识；二是1993年回亚洲以后，每年都用大量时间，用海外争取到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西部几个比较贫困的省和自治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工学校、十几所穷人的学校，还有，全力推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争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邀请大批精英来南方开设讲坛，寻求文化教育的新发展思路。另外，我还热衷于国家的慈善事业，开办了福利院和慈爱院。

◆邱建生（福建，民办教育者）
    追随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想，在农村办培训班，协助农民组织经济合作社、文艺队、老年协会、读书小组、资金互助合作社，期望以组织的力量活跃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拓展农村的公共生活空间。
    现在，我生活在城中村里，村里住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打工青年，大部分初高中毕业。他们是城市和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但在最好的年龄却缺少学习的机会，合法权益还经常被侵害。我们举办工人夜校，将低廉高质的教育送到他们面前。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推动民主法治，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我们这群法律人成立了“公盟”，参与黑砖窑受害者赔偿案等案件的法律援助，提出北京居住证改革方案、征收法草案等立法建议，撰写《中国信访调查》等报告。当下，正在努力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以及组织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工作。
    我向往传说中的侠客，行侠仗义。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虽然脆弱，但只要坚持，一定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立秋（北京，公务员）：
    在国家机关一晃数年，而立已过。普通公务员究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民”，还是“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的“东”？这是大问题。
    这些年周旋于“扎实推进”、“不断提高”、“成效显著”这样的汇报性词汇；游走于“要务必做好”、“要大力推进”、“要切实加强”这样的指示性语言。如果仅仅用“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来衡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恪尽职守”。但细细体味，却发现给领导们准备的讲话越来越长，认真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文件写得越来越多，仔细看的人却越来越少。因此，若以“为民”视，也许不过是隔靴搔痒。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为国家做的惟一事情，就是1994年冬天的辞职。那年，我吃饭时随手撕张报纸垫鱼骨头，突然在报纸角落扫到一则招聘广告。第二天我就去了招聘会，接着就辞职到事业单位捧着泥饭碗，开始了没住房、没保障、缺少尊严的体制外职业生涯。半夜和哥们骑着三轮，拉着全部家当，一路放声高歌，从荒无人烟的六里桥搬到阴森森的四季青乡的农民平房。
    那时年轻，对现有的体制不满意，就用行动去改变它。没享受体制内分房、医疗的福利，也没获得体制外的财富机会，但依旧为一种难以言传的激情而欢乐。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这问题太宏大。首先想到的是我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及税。
    小时上学父母掏空了每年的收入，长大外出打工要交外来人员管理费，租房要交计划生育和暂住管理费，上班挣钱要交个人所得税，个人档案要交档案管理费，买房要交契税，房子使用要交物管费，买自行车要交车船使用税，后来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机动车道越来越宽，买了车要交各种费税，用车要交养路费，过路要交过路费。游玩要交门票钱，倒垃圾要交垃圾清理费，反正吃喝拉撒都要钱！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我稳定了我一家人的情绪。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在农村长大，从小就种地。以前每年所交的公粮等于农民对国家的义务，我也为养活中国人流过汗。出国留学前我工作过六年，最后几年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扣掉几百元个人所得税。纳税光荣，这一点当然值得自豪。
    拉萨骚乱发生后，对华舆论恶化，我和同学们在法国给法国总统写信，还去法国媒体参加辩论，告诉法国民众关于西藏的真相和中国人民支持奥运的心声；我们自发迎接奥运圣火过巴黎，组织4月19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万名华人集会；为四川地震灾区组织埃菲尔铁塔烛光祈福会，募集到一万多欧元捐到国内，我个人还通过国内账户捐献了1500元。

◆徐景安（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1984年国家面临价格改革难题，我参与组织了“莫干山会议”，并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国务院采纳，推出价格双轨制改革。
    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后，发现国人精神健康恶化、自杀率趋高，我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并付诸实施，浙江金华成立“情感护理中心”三年来，避免了十多起自杀、杀人等高危事件。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是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活出了精彩。在不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坚持和珍惜等品质，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好的奖励（bonus）！教育有缺陷，但我被扭曲得不算厉害；家庭贫困让我放弃了重点中学的录取，而进了普通中学，但我还是考进了大学，而且在工作8年之后出国留学。当我看着工资单上那笔巨大的纳税额，因“贡献”而带来的自豪之情也油然而生。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歌诵胡适，热爱学生、建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很汗颜，除了奥运会和神舟号上天时在电视机前欢呼一下，做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加油动作之外，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一、我为国纳税，不仅有工资条上的扣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中也有隐性缴税。这是我对国家和政府最直接的贡献。不论是奥运的辉煌举办、“神七”的成功升天、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对地震灾区的财政拨款，还是国家权力机构平常建楼买车考察等项财政支出里，都有我的一份奉献。
    二、奉公守法配合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作为公民，我的特殊贡献在于，我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多年来为争取兑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而写作，虽然实际效果可能远不如为农民工维权讨薪的律师周立太，做一单就是一单。

◆陆谷孙（上海，教授）：
    我想我能为国家做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终极意义论，爱国不可能不忧国，而且是那种韩愈所谓的“纯信之士，忧国如家”般的忧。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作为职业人，每月交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人，震灾来了，大方地捐款，资助本应由国家管的贫困学生，见了乞丐，无论真假，总要替国家分担点；作为自然人，只生一个娃，不给国家添负担。不随地吐痰，见了老人礼貌让座。另外，支持民族企业，迄今喝了五六年的蒙牛、伊利，每天一两盒，以至于现在每天大量喝水。还有，不往人多的地方扎堆，极少出入娱乐场所，夜生活以看书为主，没给国家的消防工作带来压力。虽然擅长考试，但是没有参加公务员大军的角逐，否则，以书本上得来的厚黑和权谋攻略晋升某局某处，应该是个不小的祸害。这当然应算作是为国家作的贡献。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若干年前父母生了一个健康的我，去年我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娃，除去生孩子的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去年没占用过医院日益紧张的床位。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可惜，去年就调查了牛奶掺假问题，最“刺激”的部分让领导“和谐”掉了，等于没做。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到了最艰苦的昆仑山上。
    在部队20年，我抱着“革命工作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转战天山南北。我带兵20年，做了20年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当领导后，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买官卖官、侵犯官兵利益的腐败现象，我不仅不同流合污，还能不计个人得失，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军人。我对得起部队，对得起组织。

◆韩雪（北京，检察官）：
    我从小是个好孩子，不劳心理医生会诊，不烦教育专家讲课，甚至我妈想唠叨一下都找不到借口。我不啃老，不惦记国家的救济；我谋生的手段是法律，却没一回用于维护自身权益，跟任何人都没有大矛盾，即便有也会一笑置之，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成家之后，也是一派和谐，没有夫妻矛盾，甚至连天下最难搞的婆媳关系，也被我一一破解，把日子过成了红红火火的段子，给负责调解工作的社区居委会大妈减轻了负担。
    或许我至今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同样感觉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生活，何愁建不好一个和谐社会呢？

◆丁磊（广州，网易CEO）：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本分是做好产品，让消费者满意。作为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也是体现价值观的过程。企业家本人和企业在不断向社会输出健康的价值观。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连同本届，我已经做了三届的市政协委员。我没将政协委员仅当荣誉，到政协就是让我“说话”的，哪怕白说我也要说，事实证明，我的许多话并没有“白说”。

◆夏爱华（乌鲁木齐，作协会员）：
    我先是在国企工作，在电视机流水线上工作16年，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后来遭遇下岗，单位破产，我买断工龄，奔波在求职路上，历尽辛苦。那时候我总想，我倒想为国家做点什么，可是国家似乎不需要我呀。你看看街道上，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后来靠写作求生，也是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入了区作协。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多写好的作品，激励更多人努力向上，勇于拼搏，热爱生活。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我没有把任何一位女下属按倒在办公桌上，我得到过一张“卫生模范”的奖状，很难说服自己那不是个讽刺。为了彻底让国家减负，我在工作11年之后辞职离开国企。走时老总没有对我说“谢谢”，他不认识我，我没见过他，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

我还能为国家做什么

【国民感言】

◆缪剑文(上海，律师)：
作为一名“青壮年”律师，今后我会有更多机会为企业和老百姓提供法律服务，比如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保驾护航”。我相信，一般来说，律师绝非挑词架讼或唯利是图之辈（当然这些人总是有的），而是通过法律途径为客户争取合法权益，或防患于未然，或事发之后协助解决纷争平息事端，这本身也是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谐啊。

随着执业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社会观察和了解增多，我想，我还可以就执业中碰到的法律问题为国家的法律的法规的起草和修订提供参考意见。同时，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与其他同行一道能够更多地参与到国家的法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建设性的讨论以及群策群力的实践中去。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我会继续努力，和很多有责任心的公民一起，推动国家民主法治进程：会继续通过典型个案推动法制变革，通过研究为制度变革提供建设性方案，通过参与公共事件发出理性的法治启蒙的声音。我们努力会把“公盟”发展壮大为公民社会健康理性的参政团体。

我还会努力实践非暴力的理念，用承受痛苦的方式消除野蛮暴力，消除社会不公正带来的暴戾气息。必须有健康理性的力量主导中国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这种力量必须来自人性的道德良知。

我会努力成为公民的榜样之一，爱自己的国家，坚守良知，捍卫正义，一生致力于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国家。我要让人们看到法治和正义的希望，让人们相信政治可以是美好的，我们的国家可以是和谐幸福的。

◆丁学良（香港，教授）：
我希望利用一切机会，在中国鼓吹国际上办大学、办研究机构的先进体制、经验。这些即便不能马上变成现实，也能给有志改革的人提供参考，等时机成熟时付诸实践。

我还要继续不断地推动中国同国际主流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华民族更好的发展机遇乃至全面复兴的机会，只能来自于与国际主流社会的全方位互动。中国越对外开放，中国就越有希望。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在将来，我还想再开100所幼儿园，10所大学，2个研究院，2个孤儿院；我还想担任与世界各国友好使者角色，像中日、中欧、中美信使或台海两岸信使，因为我走访过四十几个国家，基本上游过大半个世界，有能力让中国人更多了解西方社会文化，并且增进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最后，我还要呼吁千万个教育家从事教育行业，如果能“安得名校千万间，尽育天下学子俱欢颜”，余愿足矣。

◆立秋（北京，公务员）：
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每个普通公务员而言，若不能升职，至少应该做到不为虎作伥，做到尽量说真话，做实事；若能升职，倒应该多些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士大夫情怀。公务员，自当以公务为要；公务者，又自当以民为重。从自身做起，守己以待时，以点滴之努力推动“自下而上”格局的形成，“为国为民”或能终成一体。

◆盛大林（郑州，媒体人）：
我觉得我能当一个比较好的公仆，越高级的公仆我越适合。至少，我绝不会像现在的某些公仆那样贪得无厌，即使是个“芝麻官”也要住豪宅开名车；我也绝不会像某些干部那样，尸位素餐，任凭有毒的东西掺入食品直到走上百姓的餐桌。如果我是公仆，我愿意公开我的所有财产及其来源，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监督……如果国家能为我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一定能为国家作更多的贡献。

◆杜冬劲（上海，律师）：
我父亲1940年生人，很小就父母离散，放牛为生，几乎饿死。十来岁时，他从老家出发，步行几百里，找到已经改嫁给共产党员后爷的奶奶，吃上了“国家饭”。父母对我说，没有党和国家，可能他们都饿死了，不用说结婚、把我和弟妹抚养成人。

我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免费，后来考上重点大学，到了幸福感的顶峰。缺衣穿时，我就想，要多体谅国家，国家会全盘考虑问题。这几年经济发展，的确也有很多人过上了不错的日子。

但这次奶粉事件，我发觉这种想法有问题。如果没有受害者的投诉，甚至诉讼，问题会暴露吗？遑论解决。我原来的体谅法，表面和谐，实则不利于自己，更不利于公共利益。站出来，把事情讲出来，该公众讨论的讨论，该司法判决的判决，改进制度，是否是更加可贵的公民素质呢？国家应该为公民的这些行为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向投诉、起诉的受害公民致敬！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就是跟她继续较真。较真很可恶？若有时间，我还想跟她找碴呢！例如，我曾为一座清代园林的保护，打电话给文化局、给某市的“市长信箱” 写过信，前者不能给我答案，后者问了一大堆我的个人资料，两个多月过去却没有回邮件。较真需要精力，找碴还须冒险，正因如此，这两点我还做得不够好，为此我深表惭愧，并向较真和找碴者致敬！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会在国外好好读书，为实现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而奋斗，这是我对国家最大的贡献。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才是社会幸福的基石。力所能及，我会尽量帮助别人得到个人幸福或公民权利。

我希望未来当一名大学教师，帮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教给他们自信和宽容。如果有可能，我希望在培育公民精神和推广公民实践方面身体力行，做公民教育的吹鼓手。中国未来二三十年将实现巨变，我将把所学奉献在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上，并亲身见证这一过程。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我绝不做挂名的“教授”，要让学生们感受到，知识分子的良知，不会在我们国家泯灭；我也相信我的学生，这份良知，他们一定会传承下去。

◆姚仰生（广州，大学教师）：
继续做一名循规蹈矩的公民，同时帮助学生成为一名具有参与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公民。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我想利用讲坛这个有限的平台推广优秀的思想文化，唤起大家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尽管这一切在这个时代听起来似乎有些虚无缥缈、自作多情。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
继续纳税，争取纳更多——如果单位不断加薪。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争取升工资，交更多的个人所得税。不要多考虑将来养老的事，要多花钱，为拉动内需尽绵薄之力。节约能源，如无必要，不开车。关心社区的利益，见了陌生人也微笑。还要体谅国家的难处，少发牢骚，确实想不通，就仰望星空。

◆吴木銮（香港，博士生）
如果有人让我去管一个教育类型的慈善机构，那是最好不过。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即将转业离开部队了，本来打算放弃组织安排，选择自主择业，为国家日益拥挤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减负”。但看到这两年由于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而使国家频繁发生天灾人祸、群体事件，我很不安。我有能力，也还年富力强，不能在此时充当看客。所以，我希望到国家最需要的、最富于挑战性的部门和岗位去。保持在部队时的那种工作热情和拼命精神，和那些“红皮黑心”的国家败类做不妥协的斗争，让他们怕我、恨我。把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贡献给祖国的长治久安。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出国之后有了比较，痛感我们国家在教育水平、社会公德、环境保护等“软件”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我觉得有责任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说出来和大家分享，以期引起共鸣。知不足而求完善嘛！

尽管在表达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误解，比如有人在网上骂我“卖国”，甚至说我是“西方势力的代言人”，但明眼人都知道，我口上说这个不好那个还要改进，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尽快步入世界一流国家之列，所以才和咱们国家这么“苦恋”着。

前不久，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女儿合写的美国见闻录——《大小眼看美国》，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连新加坡书店都有卖。如今我把传播不同文化和普世价值观念，视作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作贡献的一种“软性”方式。今后我还将继续致力于跨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同时把下一代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新人。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书生报国惟有一枝笔，只要还有写作能力，我将继续为争取公民权利而鼓与呼。胡适这段话就是我的座右铭：“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这才是我的主观愿望。至于客观上我能为国家做的，不过是和所有时代同路人一起，以批评建设国家，使国家这一工具为公民所用，而不是让公民为国家所用。否则，这就是“人为物役”了——因为我们是人，而国家不是人。

我知道自己正在参与一个细碎的工程，也从不奢望这些批评能在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但毕竟功不唐捐，通过大家一点一滴地努力，日复一日地做事，终究会多一些改变的希望。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至于这种努力最终能否有个赏心悦目的前景，我相信在更远的将来回首时，你我都能远远望到。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未来的日子，或许自己仍将遭遇人微言轻之困，但面对触目所及的时弊或各类社会现象，仍将捉笔上阵，以逞“匹夫之勇”，并尽公民之责。“弱肩”也要担道义，“拙手”继续著文章。

◆钱夙伟（浙江湖州，银行职员）：
在单位里，我所剩时间不多，也不可能有多少作为，做好本职吧。但为国家做事，岂只在单位？譬如，我现在就担任本市的网吧义务监督员，未成年人的网瘾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为阻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我可以有更多的投入。我还做着市委宣传部的媒体阅评员，我也喜欢对社会事务说点看法，虽然肤浅，人微言轻，但于针砭时弊匡扶正气，多少也有所裨益吧。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我还能为国家做的是好好工作，养家糊口，另外侍候好退休金少得可怜且没有医保的父母，不给国家添麻烦。

◆云帆（北京，自由职业者）：
假如有一天，国家需要我做出某些重大的付出——所谓重大，当然是相对我所拥有的而言，比如生命之类，虽然于我是重大的牺牲，对国家却未必是重大的贡献—— 比如打个仗，或者勒紧个裤带什么的，当然我是愿意的，但那也就意味着国家面临了某些重大危机，那就最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太平盛世，和谐社会，彼此都按部就班地守着自己的本分，就最好不过。

◆郭龙（广西桂林，师大学生）：
作为一个师范生，以后的工作就是教书育人，我最希望为国家做的是培养一些有独立人格的学生，而不是一些只会做题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也许这很难，但我会尽力去做。

◆陶畅（广州，媒体人）：
一个年轻人，处于现在这个巨大变革中的国家时，多少还是有些英雄梦的，但多说无益，最切实的还是尽我所能，更踏实地去发现、思考、记录周遭变动的人与事。希望有一天，自己会像李普曼那样等到敲门的声音，等到笔直地站在“总统”面前的时刻，“抬头挺胸，昂首阔步，轻轻松松地面对每天升起的太阳。”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还能继续工作27年，纳27年税。消化一套商品房，拉动一辆汽车的内需，在股市站个三四次岗。为了对社会尽到义务，可能还要结一次婚，生一个孩子。尽量不离婚，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人。然后他上38年税，买商品房和车子，在股市站岗，结一次婚，生一个孩子，努力把孩子教育成人。

考虑到这是一个循环过程，为了增加效率，我还可以为国家多生几个孩子，这样大家可以合资购买房子和车子，在股市里站成一座英雄的群像。

◆吴冰清（兰州，大学生）：
“神七”上天了，北京奥运很成功，政府救市政策一个接一个，但毕业即失业的危机无时无刻不在头上悬着！作为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我和我的同学真的很想为国家作些贡献，但看看往年大学生的就业率，再看看今年这经济形势，唉……如果卖红薯也算为国家作贡献的话。

国家还能为我做什么
【国民感言】

◆缪剑文(上海，律师)：
我希望当我到行政机关办事的时候，不用找熟人(哪有那么多熟人啊)；我希望法院的法官个个像法官，再也没有法官会对我咆哮“不要跟我谈法律”；我希望我为客户取得的胜诉判决能得到执行，而不是成为嘲笑律师无能的一纸空文；我希望中央和地方的法律执行该一致的地方总是一致的；我希望政府颁布的规章总是符合语法、逻辑和法理的，而且深思熟虑，目光长远，如果这样的话，我将会从我的工作中得到更多乐趣。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希望有一天，国家权力都为公众谋福利，法律代表公平和正义，腐败和特权没有了容身之地，每一个公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都有法律的保障，所有的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在精神信仰层面都是平等的。社会职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所有的人在相同的规则面前公平竞争。再也没有了城乡之间的冷漠和歧视，再也没有了贫富之间的仇恨与敌意，再贫困的人也会有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丁学良（香港，教授）：
我最希望国家给中国最好的十几所大学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更多学习国际上优秀大学的经验和模式，为常年在海外的人服务国内建立常规渠道。

希望国门更大、更开放、更透明。缩短与世界先进大学的机制差距。最好的国内大学，有更多的自主性、创新力，大学之间、学校内部有更公平的竞争。

假如有机会，我希望做一所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学的校长。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蔡元培、胡适这些令人敬仰的大学校长。假如给我法律保障的充分治校自主权，我一定可以把海外好的模式引进中国。当然，不是靠我一个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可以与领导人自然地握手，可以和国家领导通电话，可以邀请领导人来家里吃家常菜，通过如此亲切平等的交流形式，体现亲民的“官员”形象。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角色，官和民是同等的，不分贵贱，惟一不同的只是社会分工。

我希望，国家扶持更多的民办教育事业，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不收费或减免收费，减轻民办教育的负担。或者，降低或取消条条框框，甚至干脆不干预教育，让它自己成长、壮大。

◆李煜（长沙，大学生）
国家应让教育支出在GDP的比重更高一些，尽快让大学教育变成免费教育，可能我无法受益，希望我还未出生的表弟能够受益。

◆胡森林（北京，国企员工）：
一是改善农村基础教育，让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农村孩子在校园而不是工厂的流水线上追逐他们的梦想；二是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使我将来不至于被住房、养老和教育这些大山所压垮。

◆立秋（北京，公务员）：
领导干部不要把数百万的普通公务员当作“许三多”；民众也不要一想到公务员，就同贪官污吏相联系。不妨“拿来”同是威权体制的新加坡和共属一国的香港经验。有职务和级别分别的晋升制度，就无须在“升官发财”上一条路走到黑（中国公务员只有1/15左右能够升到副处职位）；在彻底杜绝灰色收入和不合理职务消费的前提下，有薪酬差距的激励措施，勤政为民就会是一个看得见的“胡萝卜”（香港政府最高和最低的薪酬差距40倍）；有廉政退休金等方式，遵纪守法就不会只是落在口头上。

有权力没责任，有激励没监督，公务员很难不变成私务员。设立类似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这样的独立调查机构大有必要。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希望国家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个人尊严和机会。我身边的白领朋友，在十年前都津津乐道地谈论创业、前途理想，但他们现在更多的在想办法怎么拉关系、走门路，怎样从体制内获得资金和机会。只有让体制外的人们重新获得欢乐和梦想，体制内的成员才能活得更好。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我希望能够真正得到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比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公民能够通过媒体和立法机构等有效地监督政府，公民应该拥有得到社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服务和免费教育的权利。

我最想的是充分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权。比如网上发帖再也不要有敏感词审查。我希望像我这样的自费留学生，也能得到国家奖学金，同时毕业后也能够不受歧视地回国进入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就业。我不需要国家的管理者充当人民公仆、把每个来办事的普通民众都当成自己亲戚一样重视，只要他们能做到平等待人就成了。我希望国家设立各种各样的基金会，如果我有合适的项目策划，就应该能够申请经费组织实施。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如果能有一部规范保障新闻事业发展的新闻法，其作用决不在神七之下。这么伟大的国家，有了新闻法，更多的简光洲，更多的东方早报、南方报业，就敢开口说话，三鹿之类的丑闻才会更少。我相信有生之年一定能看到这部标志着我国文明迈出一大步的法律出台，我和我的学生都能在法治的阳光下工作。

◆姚仰生（广州，大学教师）：
我对国家没什么要求，惟一的希望是，当我到非户口所在地工作时，我不会因为没有“暂住证”（“居住证”）而受到盘查或者被抓起来。我热爱国家，也希望国家热爱我——至少“联防”不要像对待恐怖分子那样对待我。

◆王卫明（南昌，大学教师）：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过：“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因此，我不会要求国家为我做什么。

◆周丽君（北京，财经评论员）：
我只希望来套廉租房！能让我的“房租收入比”维持在20%左右，我就谢天谢地了。除20%用来租房，20%用来生活外，或许另外20%可以用来积蓄，20%可以用来买书买报，甚至还有20%可以用来与女朋友培养感情……

◆曹清泳（天津，国企员工）：
母亲患病身体一直不好。由于现在医药费巨高，再加上大夫的脸色比病人都难看，母亲怕身上的病没治好，倒会被医院折腾出新病。于是，她被时下那些“悬壶圣手”忽悠得不是买书攻读，就是吃不知已流传多少代的宫廷秘方。钱越花越多，病却未见好。

我希望祖国能切实地对现行的医疗体制进行有效改革。同时，加强医药市场的监管力度，杜绝庸医、黑医等江湖骗子的横行于市，使其罪行昭彰于天下，不要再让无辜的老百姓上当受害，当他们的冤大头。

◆李昌平（北京，三农学者）：
生活工作在北京好多年了，一年纳好几万元的税和费。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却经常有人要我办“暂住证”或“居住证”。我是湖北人，可我已多年不尽“鄂民”义务，也不可能回湖北度过残年了。除非使用暴力把我押送回。我既不是“鄂民”，也不是“京民”，可我还是“公民”吧？我一直想对祖国大声说：“祖国，我是你儿子！”当然，我永远是我父母的儿子！因为，他们永远都不嫌弃我！

◆周士君（河南新乡，公务员）：
期待国家能继续加快改革开放，敞开愈加宽阔的胸怀，包容并善待那些听上去有点不当或刺耳的声音。

◆郭龙（广西桂林，师大毕业生）：
希望国家能对高等教育进行彻底的改革：大学不再是大大的学校，而是有大师的所在，而高校教师也不再是整天忙着科研或炮制论文，让研究生给我们本科生上课；并且改革对高校的评估方法，不再是集体造假来应付，我们也不必再去做那种毫无意义的事情，如捡树叶、背校歌……总之，希望我们的大学是一个真正培养人才的地方。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按照她制定的法律来做就行了。哪怕打个六折，我也很满意。

◆顾海兵（北京，教授）：
中国再也经不住乱了，改革之路必须且只能是龟式的，不怕慢就怕站，多点思考少点盲动，坚持市场经济不动摇，坚持民主政治不动摇，坚持经济安全不动摇，坚持国家尊严不动摇，非暴力、非对抗，和而不同。

◆孙存准（湖南永州，下岗职工）：
我觉得，国家已经今非昔比。她有实力举办史上最成功的奥运会，她有能力送“神七”遨游九天，她也有办法改变我目前的处境，为我及像我一样的下岗职工提供为国效力的工作岗位，让我们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坚信，日益强大的祖国才是我们牢不可摧的靠山。

◆钱夙伟（浙江湖州，银行职员）：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是社会不公，尤其是官场的腐败。作为一个小市民，这大概显得有点可笑，但却是我的心里话。儿子刚工作，对单位里的许多潜规则已知之甚多。这种看不见的腐蚀，其实是最可怕的。因此，我希望国家在抓经济的同时，更快地推进民主，强化监督，让大家都以正义作为基本价值追求，都按规矩做事，千万别再让正直老实的人吃亏。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对目前生活很满意，死才是个大问题——听说现在墓地的价格比房价还贵，要不就降低点殡葬费用吧。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我不否认伟大成就，但别再让我反复论证“地球是圆的”，请求国家让我采访采访今后改革怎么改，远的不说，起码让我了解一下油、电定价怎么改。

◆Sandy（infzm.com网友）：
也许有一天，同性婚姻能够合法化？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从来不敢指望国家能给我做什么，如果可以，少收点税，另外，给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弄一本医保卡吧。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希望给我们提供安全的食物和生存环境，让我有勇气生孩子。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我已到了不惑之年，生活中该有的，国家已经都给我解决了，我真的不需要国家再为我做什么了。以我20年的部队经历和对中国官场的观察、了解，希望国家能够出重拳，拿出革命的决心，采取革命性的措施，像当初平反冤假错案一样，严惩党内日益严重的消极腐败现象，让那些贪官污吏如过街老鼠，遗臭万年，无处藏身。铲除腐败现象是我希望国家为我做的惟一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只有国家能做到，其他的我自己来做。这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声。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国家还能为我做的多了，但最重要的是让我看到公平正义，使我对我们的父母之邦有信心，有依恋之情，使我们的孩子不做“适彼乐土”之想；而最起码的要求是，使我们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有基本的安全感，而不对食品药品住房等等都心怀疑惧如惊弓之鸟；对于我这个以出售思想文字为生的人，希望有一天能让我堂堂正正地在任何场合畅言国事单位事，而老母亲和妻子不必“心有余悸”，不必担心有人给我“穿小鞋”。

◆丁莉丽（杭州，大学教师）：
国家能为我们所做的，总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时候能让中国变成一个安全的国家。我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谈所有的问题，诸如三鹿事件，最后总有人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把孩子送出去，留在国外。这一想法变得不再引起共鸣，才是中国人好日子真正来临的时候。

◆陈强（福州，海归人士）：
国家作为大家共同的“家”，有责任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让他们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时让在海外的中国人时刻感受到祖国的尊严。

现在不少的富人移居海外。

◆xinxudehlg(infzm.com网友)：
一百多年来“国民”俩字叫得山响，普天之下莫非国民，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一躲，行不？可这年头要想像严子陵、林和靖一样隐居山林冒充高士，你得先过政府这一关——随便搭违章建筑，不怕被拆了？要不就得划归风景区由管委会经管，你得跟野生的猴子一样搔首弄姿，做“濒危文化遗产”——得！我还是躲家里吧。

◆杨文杰(苏州,退休干部)：
企盼国家更好地关怀我辈老年人。同时希望加快民主法制建设，切实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我与同仁都很怀念1950年代初的舆论风气，那时苏州市市长违反医院探视病人规定，擅自进入看望住院妻子，过后，地方党报指名道姓进行批评，而今甭说市长，连局长、乡长也难批评。

◆岩泉（江西崇仁，公务员）：
希望能给自由撰稿者更大的创作空间，正像毛泽东所说的：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柯润安（西安，中学教师）：
我希望国家能为我年近古稀的农村母亲发放养老金。数量多少并不重要，关键是体现共和国对亿万农民的关怀和对劳动者的尊重。盛世中国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毛海栋（北京，研究生）：
火车应该开得更稳一些，别让我在胶济线上再提心吊胆；北京地铁该调整一下线路了，别让来北京的同胞每次都扛着大包小包在迷宫里面转悠半天；加强食品卫生的监控，别让毒牛奶再残害下一代；房子要建设得更牢固些，别再上演北川中学的悲剧；及时公开信息，别让假虎照再忽悠大家……

◆Maytea(infzm.com网友)：
我想让国家允许我偷偷生两个孩子，可别让认识我的人知道这一条，不然都知道我那么想当妈可就羞大了；我还想让国家多放假，这样家里的事就不会总落在我这看似长年有假、终年无休的人身上了；还有就是想让看病像逛超市、买菜一样简单啊；还有，还有就太多了，空想太多也没用啊……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国庆回家的火车票能给报了吗？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6 <![CDATA[论是]]> admin <admin@yourname.com> Fri, 27 Jun 2008 14:27:32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6 句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怀德，小人怀土。
本意我就不说了，写这文章我没提倡大家要做君子，所以您大可心安理得看，绝对不会恶心，因为我也不是君子，但是我也不是小人，我奉承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品德，没叫人要或想教人做高风亮节之人，只是有些自己看到的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摆在桌面于人观目而已，大可不必介乎。

某日，早晨上班，经过一红绿灯，刚好是红灯，于是也就等待半分钟，快到最后几秒时，只见有人已经冲过去了，其与我一同在等待。我为什么最后几秒却不等呢。或许他赶上班，又或许需要办理其他事务....这我们可不须猜测，我在问自己，为什么等了大半时间，最后却无法坚持呢。这是社会道德问题，我们有这意识，但是却没恒心，就想我们有意识去灾区做自愿者，但是到最后却坚持不下来呢。或许我们的心还不够虔诚吧。我们知道四个字“贵在坚持”。

昨日看某电视台的娱乐新闻，在报道一个节目的时候，说道四川灾区的一头猪，这头猪呢，在废墟里生活了36天.......具体的可以看网上的报道。那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要用这头猪拍一部动画，说到激动处，热血澎湃的在手舞足蹈，最后结束语说“这是一头坚强的猪，这更加是头伟大的猪”。我看到这不禁的扑哧一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就不明白就那一头猪值得吗？就算我们报道新闻，我们都希望以开始的那样全心投入，去关注那些该关注的事，我们不需要什么都和地震挂上钩，赚取那点良心泯灭的曝光率。这是一种对生命的蔑视和对逝去亡魂的释渎。真悲哀。其实他还不如那头猪

今日，工资发放，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明天继续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5 <![CDATA[最让我哭的视频]]> admin <admin@yourname.com> Mon, 19 May 2008 13:31:20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5
此处包含一个多媒体文件，请用网页方式查看。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4 <![CDATA[那些眼神]]> admin <admin@yourname.com> Thu, 15 May 2008 12:59:18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4

这张让人看到眼泪直下的图片，一直萦绕在我眼前，心痛不已！

他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渴望，看到一线生机，但是却给我们带来了愧疚，因为他失去了家人。

或许他以后再也看不到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周围失去欢笑。或许这又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程！

那些愤怒中带着无奈，带着无限的伤痛！

我在问自己，那些无辜的生命是否太脆弱，上天是否太不公平

他是在等待吗？

我只想说：希望所有的所有都在这之后开始平静。希望老天可以开开眼，希望那些死去的人民可以得以安息，希望那些活着的人好好活着
北京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在四川汶川县发生7.8级地震。强烈地震波及全国多个省区，海南、云南、四川、湖南、重庆、江西、湖北、北京、甘肃、山西、内蒙古都不同程度感觉到了震感。据民政部统计，截至5月13日7时，四川汶川县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陕西、重庆、云南、山西、贵州、湖北八省市共有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2万，。受灾人数还在不断攀升。继年初冰雪冻灾之后，中国大地面临又一场天灾。巨灾当前，让我们携起手来，抵御灾害，共同救灾！在此我们向向全国网友们发出倡议，伸出您的援助之手，为受灾群众给予您力所能及的物质和经济上的援助，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温家宝总理说：“在灾害面前，最重要的是镇定、信心、勇气。广大军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我们一定能够战胜这场特别重大的地震灾害。”让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灾区人民：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或许我们的一点点心意可以慰籍那些在天之灵，给那些幸存者一线生机。

国红十字会捐献方式：

开户单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人民币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东四南支行

人民币账号：0200001009014413252

外币开户行：中信银行酒仙桥支行

外币账号：7112111482600000209

热线电话8610)65139999

捐款有如下几种途径：

银行汇款：账号见上文

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三条8号

邮编：100007

网上捐款:登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网站：www.redcross.org.cn，点击捐款热线栏目进行在线捐款。

（通过银行、邮局和网上捐款在捐款时请注明捐款人姓名、通信地址、捐款意向如：四川地震捐款等信息，以便邮寄捐赠收据和感谢信）

通过短信捐款：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手机用户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小灵通用户均可编辑短信1或2，发送至1069999301，即向“红十字救援行动”捐款1元钱或2元钱。

通过短信咨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手机用户以及中国电信、中国网通小灵通用户均可编辑短信“中国红十字会”，发送至12114，即可了解中国红十字会有关情况。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同时也接受社会各界捐赠：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单北大街干面胡同53号

邮编：100010

银行汇款：

户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账号： 800100921908091001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四南支行

账号：0200001019014483874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朝内大街支行

账号：11001070300059000427

外币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账号： 800100086608091014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3 <![CDATA[怀念《李志宁网页》]]> admin <admin@yourname.com> Fri, 04 Apr 2008 13:25:26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3 一直在关注一个人的BLOG.因为我本身也是在网上无意间看到。起初还不以为然，但是后来逐渐却喜欢上了他。不是他的文章写的魄力，而是他所带给我们思考问题的逆向思维，给予足够的证明所表达他的观点以及其深刻思想和尖锐言论所带给我的深深的震撼：同时又佩服他身上所散发的超人勇气和正气凌人，敢于在这个极其BT的社会表诉另类的观点。在我看来，就算我不是政客，我也由心的敬佩。但是近日访问上去后，却无法打开，后来在搜索下才得知真正的原由。我们也只有一句话：为什么要生活在中国？以前也有过他的两篇文章，我始终认为一个负责的国家，公民必须要有知情权和著述于不同的观念，社会所进步的基石应该是自由的表达每个人对每件事所不同的见解。下面是收藏的两篇文章：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18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17

而下面则是网站关闭的原因，从这里我才知道什么叫“和谐”

下面则是《李志宁网页》落幕之笔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2 <![CDATA[清明“祭”语]]> admin <admin@yourname.com> Sun, 30 Mar 2008 03:29:48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52 Tags - 清明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27 <![CDATA[烦]]> admin <admin@yourname.com> Wed, 05 Dec 2007 08:26:04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27 原来以为在这里离家比较近,谁知道她却成了我最放心不下的人.或许我对这感情太依赖了,而一时都不能放下.在我眼里认为.距离产生美,时间增长爱.这个好象不正确,离开久了,感情会变的陌生..........
]]>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26 <![CDATA[ARP!!!]]> admin <admin@yourname.com> Fri, 23 Nov 2007 03:42:23 +0000 http://juey.shhack.com/read.php?26
搞死了
我说怎么老掉线
arp -a了下
网关MAC地址居然都变了.
路由又查不出,只能一个个ipconfig /all
狗日的.只能用病毒查杀工具.下载:
点击这里下载文件

还不错,查出来了,但是又碰见熟悉的autorun

这个好办了,代码早已经有了.直接干掉,免疫下.其实发现免疫很好笑,只是建立个autorun文件而已
呵呵!

现在基本已经解决
也忙活了半天
以后全部使用还原软件好了

Tags - arp , autorun , 病毒 , 代码 ]]>